天气热。终于热到了一个恰当的刻度,让我突然闻到了1988年的夏天气息。
我住在小姨家,帮她家打工造楼房,楼房快造好的时候,她聪明的十岁儿子便溺水死了。楼房几乎是白造了。
在一个酷热的中午,骑自行车来了两个热气腾腾的校友,比我高一届。来拉拢我,创立一个诗社。他们早听说过我是另一个学校文学社的主编,现在刚转到他们学校,他们觉得同志来了。
他们是小刘和小金。他们取的名字叫“水巷诗社”,这个名字到现在我也没产生过一丝好感!觉得太软太不着边际。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海岛上怎么能取一个江南水乡的意境词?但当时反动不了,尽管我后来一直居“领佳节又重阳导”岗位。

当时,文学社多如牛毛,除了“校办”,连一个文科班都有一个文学社。而纯粹的诗社却罕见,而且不依靠学校的“官方”体制力量。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些物质压力的。而其它,则已经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
第一期的诗刊弄出来了。稿件与装帧质量居然超过了当地的县文学协会的交流刊物。这是一个三流中学的一流刊物,我们迅速在全市有了影响。于是问题来了,学校盯上了,一直想收编我们。与我们多次谈判。威胁加利诱。
我们迅速发展了一批社员,自己编稿,刻字,油印,装订成册,分发和邮寄。在我们的影响下,连许多初中生都写起了诗歌并投稿给我们。这让我们很高兴,似乎拥有了一种布道的感觉。我们还成功地组织了几届全市性的中学生诗歌大赛。并进行跨省市的中学生诗歌交流活动。一些社员沉浸在发表诗歌的乐趣中并耽误了功课。而谁若在全国省市诗歌赛中获奖则请客喝酒当挥霍完奖金。
那时候,小金频繁地喝醉也频繁地在各级刊物发表诗歌,已经在市里的诗歌圈中成名,也成为最年轻的作协会员。那时候,我们是那时候的“80后”。
8/9年/6月以后,诗社引来了一个低潮期,与外界交流明显减少。个别著名诗人甚至还写信给我们,嘱咐我们要小心。我们摸不着什么头脑,可能他只是需要一个满怀好意的感慨而已。我当时最佩服的人是头发花白的老校长,“事情”过去了,他还公开指责没有参加游/行的大学生不是好学生。言下之意是给了某个年轻老师的一记耳光,因为他老是很得意地向我们学生吹嘘,说自己多么多么厉害多么多么有觉悟,全校学生都出动了,就他两耳不闻窗外事,留在班上看书。
高中毕业后,我已经写下了满满的几大本诗歌。还有几个小说的残片。其中一个还是武侠题材。英语也就在时间的消耗战中彻底烂掉了,这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格局,为此考了三年美院并差点被开除。所以,我一辈子将对有关考试的英语一律藐视并回避。人生已经由此而被玷污过。

毕业以后,很少见到小金,只知道他跟一个诗人去海南掏金,后来我在老家碰到他一次,他跟我大谈他最近回家在火车上跟一个上海少瑞脑消金兽妇的艳遇。后来得知他娶了一个江西老婆,回老家,吵架,摆地摊。再后来得知他,喝酒后出了事,死了。他死了,我就一直不敢回忆他,我一直觉得要跟他说的话并没有说完,酒也似乎少喝了几次。
小刘最近几年我总能见面上,靠双手脑袋勤恳做生意,发展挺好。早不写诗了。
小罗,诗社的一个不瘦骨干,我的好兄弟,后来辗转南北后又带着偏执长年生活在了上海,唯一的正常是娶了一个好老婆,其他的全不正常,并且一直热爱诗歌与小说,毫无主流感可言。我干脆就只满足于知道他存在而几乎停止了与他交流的冲动。他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
而小林,我们的“常委”之一,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去了深圳当记者。据说混得很好,但估计他一直没写诗了。可我一直记得当年他将我带去的几个从圆明园出逃的恶狼喂得太好了。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我一直内疚至2005年。

前几年,我有机会再翻看我们所命名创刊的母校的学生刊物。里面。已经。一首诗歌都没有了。